议员的薪水

文 ： 郑丁贤
转载 : 星洲日报|评论|

国会议员调不调薪之间，让我想起一个小片段。

不久前，和一位有官职的议员聚餐，选了一家中等餐馆。

饭后结账，议员看着账单，呆了半响，默不出声；脱下眼镜，把账单拿到鼻子前再次详端，突然爆出一阵笑声。

这个反应有点惊悚，以为他被砍菜头，有点于心不忍。

等他回过神来，慢条斯理的说：“唉，才250令吉，好久没吃过这么便宜的饭了。”

5人用餐，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价格不算贵，不过，也不见得便宜。

这位仁兄，彼此还熟，他并不是装阔气。

只是，当了议员做了官，钱财在眼里，就大幅度缩水了。

并不是说做了议员就会发达。有些人做了议员，就好像中了彩票，风生水起；也有些议员，即使不断连任，还是两袖清风，入不敷出；还有些人，原本家财万贯，做了几年议员，几乎就家财散尽。

同样的国会议员，基薪是6千500令吉，加上固定的应酬、交通、助理、司机等津贴，月入1万3千令吉；再加上非固定补助，包括开会、旅游、出国、医药、AP等，大概有2万令吉。

同样的2万令吉，有些议员的生活可以如富贾，有些议员是一般的中产阶级，也有议员则如贫士，差别很大。

间中的不同，在于议员本身是否够专业，以及能否自律。

如果专业问政，将大部份收入用在公务，包括设立办事处、聘请助理和研究员，举办活动和补助民间团体，红白喜事的开销，加上捐献给党基金，大致上，也所剩无几。

还有，不要忘记为下一届大选储备竞选费用。

至于另一些议员，算准当议员的日子，如同舞女有限的青春，于是尽量利用议员的便利，拉拢关系，取得工程，抽取佣金。

短短几年，就是身价翻倍；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争取连任；不管是否亏对选民国家，最重要是不能亏待自己。

要成为哪一种议员，当哪一种官，在于本身的理念和坚持；此外，也在乎一些理财能力。

议员是否值得加薪，也要看是为哪一种议员加薪。 （星洲日报／马荷加尼‧作者：郑丁贤‧《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民国百年

文 ： 郑丁贤
转载 ： 星洲日报|评论|

路过八打灵再也SS2大路，路边有一个大广告看板，成龙穿上百年前的灰蓝色军装，戴上一顶大军帽，脸腮是稀稀落落的胡渣，神情严肃，不过，突显古怪。

大哥成的扮相，加上那个无从逃避的大鼻子，让我有噗哧一笑的冲动；不过，看到广告上的片名，马上转换心情，慎重视之。

片名是《辛亥革命（1911）》。而今天，正是1911年，10月10日（双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小朋友大概不知道什么是辛亥年，还以为又到农历新年了；年轻朋友不了解什么是“双十”，或以为是结婚摆酒的良辰吉日；至于1911年，阿公都还未出世呢。

但是，这一天，是一个政治新生。

100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中部的武昌，响起了几响枪炮，接下来的起义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已经是民国百年。实质上，前40年的民国是整个中国，后60年的民国，则局限在台湾。

政治上，民国充满争议；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共产中国政府将它视为禁忌，否定民国，也将之丑化扭曲。

于是，民国的政治人物，从蒋介石起，都是独裁滥权；民国的经济民生，是贫穷腐败；民国的军事，无能失败；民国的文人，迂腐无作为。

在台湾，过去长期将民国年代神圣化，蒋介石是一人至尊，国民党一党独大。

到了90年代，台湾的民国意识率先解放，蒋介石走下神台，国民党也被轮替。如今，民国的大道统，反攻大陆的口号，已经是电视政治秀的笑料。

2千300万台湾人民，终究承载不了民国的重量。

在中国大陆，民国禁忌却获得另一种解放。学者和民间重新发掘民国的份量，确立民国的价值。

蒋介石在中国，重新被定位是政治革新领袖；国民政府是推行现代化政治的政府；国民军是反抗日军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部队；民国经济在30年代起飞，创下奇迹；民国的文人，胡适之、陈寅恪、傅斯年、钱钟书，都是有风骨和创见的人物。

共产党和国民党战斗了半世纪，掩盖了真正的民国形象和内涵。如今，对抗结束，才显现了比较真实的民国。

100年的民国，没有消失。孙中山是华人的凝聚中心，黄兴的精神振奋人心，民主进步愿景，成为新的共识；经济上国强民富，梦想成真。 （星洲日报／马荷加尼‧作者：郑丁贤‧《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派钞票政治

文 ： 郑丁贤
转载 ： 星洲日报|评论|

消息说，预算案将带给公务员新的“惊喜”，包括调薪，以及花红。

每年预算案都有这项“惊喜”；所以，大家免惊，免惊。

不过，民联棋先一着，表现毫不逊色。在替代财政预算案中，安华建议拨出59亿令吉，作为公务员的加薪。

加薪，没问题；花红，多多益善。公务员是国家的骨干，当然要疼要爱。

更重要的是，130万公务员，就是130万张选票，这才是硬道理。

政府财政赤字500亿令吉，再多59亿，唔，债多不愁嘛！

这让我联想到希腊；唔，又是希腊，最近，人们老爱提起希腊。

不过，在希腊经济之外，让我们学一学希腊的政治。

希腊是两党制民主国家，这是它的优点；希腊也是一个民粹国家，这是它的问题根源。

民粹政治就是尽量讨好群众，只要可以激起人民的热情，让大家又high又happy，就可以放手做。

民粹不求治国理念，不求管理效能，不放眼明天和未来；只求可以执政，混过今天。

半吊子的两党制，更加剧希腊的民粹化。

希腊有两个主要政党，一个是“新民主党”，另一个“巴索党”。

两个政党为了争取执政，极力争取群众支持，于是大开政治支票，大派红包。

30年前，现任总理乔治巴班德里奥的父亲――安德列巴班，领导巴索党上台，更无节制。

他推行一套“依赖政治”，大量聘请公务员，以解决失业问题，并提供类似先进国家福利条件给他们，尽管希腊是欧洲的穷光蛋。

人民都竞相加入公务员团队，人数暴增；人造卫星如果掉在希腊，砸中的多半是公务员。

当然，政府必须安排他们一些工作；于是，申请一张咖啡店的执照，必须通过25个政府部门的审核批准，延宕之外，业者也要花很多的咖啡钱来打点。

雅典北部有一个戈巴依湖，1950年政府成立一个机构，负责把湖水抽干，兴建道路。

1957年，湖水干了，道路建了，工程结束，没有新的任务；不过，机构依然存在。 60年后的今天，主管和员工还在上班，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它还在招聘新的司机。

今天，希腊政府要削减赤字救国家，这些公务员率先上街示威。

大马不是希腊，但是，希腊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不要重覆错误。

今天大马的经济问题，在于缺乏生产力，经济成长缓慢，造成收入偏低。

不管是国阵或民联，应该提出振兴经济，带动成长的政策，提高国民收入；而不是把国库的钱派光光，让人民更加依赖补贴。

派钞票容易，国家沦落也容易。

小孩怕鬼 ？

文 ： 郑丁贤
转载 : 星洲日报|评论|

聂阿兹长老说，非穆斯林害怕伊斯兰刑事法（断肢法），好像是小孩怕鬼。

这个比喻很有趣，也有很大的想像，以及解释空间。

到底是这个世界没有鬼？还是鬼不可怕，可能比人类更加善良可爱？

或者说，人和鬼，活在不同世界，各有一片自由的天空；人不犯鬼，鬼不犯人，彼此相安无事？

不管是哪一个说法，聂阿兹强调说，伊斯兰刑事法是​​实施在穆斯林身上，它和非穆斯林，如你和我等，没有关系。

唔，我相信聂长老的诚信，我也知道他是好人；从过去他的表现，显示他不是极端人物，反而有其开明和中庸的一面。

但是，聂长老也有一个特质，只要是宗教课题，他会很执着，坚持到底。

问题是，聂长老也会有一些盲点，有时，未必跟得上时代；有时，并不真正了解非穆斯林的处境。

有时，也不清楚大马立国的精神，以及多元化的基础。

保证伊斯兰刑事法不实施在非穆斯林身上，人们可以相信聂阿兹，但是，一旦落实，聂阿兹也帮不了非穆斯林。

假设，一个非穆斯林女子被强暴了，施暴者包括穆斯林男子。在伊斯兰刑事法下，要有4名证人（必须都是穆斯林男子），才能成功定罪。

如果证人不足4人，或是4名证人之中，其中有非穆斯林，譬如受害者的家人或朋友，他们不符合证人资格，无法上庭作证。

还有其它复杂的状况，例如没有足够的证人，但有DNA等证据；在普通刑事法之下，可以采信，但是，在伊斯兰刑事法之下，缺乏作用。

到时，这位非穆斯林女子，就成为牺牲者。

这个例子说明，在大马的多元社会，无法实施一国两制。况且，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是基本而重要的法治基础，怎么可能一个国家，有两套法律准绳。

一国两制的两套标准，可能对非穆斯林不利，同样的，也会对穆斯林不利。

阿里、阿华和姆都结伙偷窃，被捕之后，依不同法律审讯。

阿华和姆都在普通法庭被判罪名成立，各罚款1千令吉；缴纳罚款后，获得自由。

阿里被送到伊斯兰法庭，在伊斯兰刑事法下被控，罪名成立，被处砍掉一手。

同一宗犯罪，一方的惩罚是1千令吉，另一方是一只手。这个国家，将产生很大的矛盾，后患无穷。

当然，我国的宪法，也不允许两套刑事法依不同宗教而落实。

看来，这些都是聂长老不了解的事。 （星洲日报／马荷加尼‧作者：郑丁贤‧《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杀鸡何太急

文 ： 郑丁贤
转载 ： 星洲日报|评论|

作为一个努力的商人，你脚踏实地，打造了一家企业。

公司在你的领导之下，步上轨道，表现亮丽。很快的，吸引了财团（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兴趣，注资入股。

你继续为公司打拼，对方也乐于不断投资，于是公司不断壮大。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

这家公司成为金母鸡，不断生金蛋。

突然一天，对方决定要全面拥有这家企业，提出价钱，请你卖股，退出公司。

对方已经是大股东，你即使不愿意，不舍得，也无力回天。

这不是普通的企业股权交易，而如同是自己亲生的骨肉，养大成人时，却被逼割舍。

这个企业戏码屡次上演，令人感叹的是，这一次竟然发生在实达集团。

实达集团（SP Setia）是国内近年最耀眼的公司；管理卓越，业务成长迅速。

这种表现，和创办人刘启盛有直接的关系。

刘启盛生长在一个基层华人家庭，生计靠父亲驾驶罗里来维持；从小，他就必须打工，补贴学费和生活费。

直到他进入马大就读，还是依靠收补习生，来完成学业。

几次和刘启盛饭局闲聊，他都娓娓道来以前艰苦的日子，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造就他事业的成果。

他一手创办实达集团，兴建现代化大型房屋计划，引进新的住宅概念，使实达成为金字招牌。

他不讳言获得国民投资公司（PNB）和公积金局（EPF）的投资，是实达能够迅速崛起的其中因素。

国民投资公司是政府相关企业，它拥有上千亿的基金，投资在各种企业，以赚取回酬。

而投资在实达集团，自然是它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如果双方维持这种关系，自然是皆大欢喜，也塑造了大马官方和民间合作的一个成功故事。

然而，就在上星期，国民投资宣布要全面献购实达集团；显然，这不是善意收购，刘启盛和董事部，拒绝了这项献购。

不过，国投持有最大股权，一旦发动全面收购机制，难以抗拒。

从企业的观点来看，即使国投全面控制实达，但是，这家公司今后将失去它的灵魂人物，甚至是原有的管理团队，那么，国投究竟又得到了什么？

刘启盛和他的子弟兵，在集团不断注入创意和努力，塑造纪律和能力，这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核心。

国投则要一刀杀了金母鸡，把金蛋一次扫光；这种做法，企业界摇头叹息，也为今后官方和民企的合作，敲起警钟。

刘启盛固然可以从全面收购献议中，套现获利；但是，真正的企业家追求的不只是财富，而也包括对企业的情感，对员工的承诺，以及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剥夺他们的这些价值，也许，他们只有选择出走，一并把资金、经验、信心、创造力带走。

到时，金鸡也会变成死鸡。 （星洲日报／马荷加尼‧作者：郑丁贤‧《星洲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