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让我们一起做运动

北华将于明天也就是3月1日，下午5点30分，举行第二次的家庭日。

这次的家庭日我们选择去体育馆做运动，至于是什么运动，就暂时卖个关子，有可能是骑脚车，

跑步，打球，爬山，游泳等等...

还等什么，期待明天你们的到来^^

我是老板，不是老板娘

作者：刘艺婉

转载：当今大马

我是校长，不是女校长。我能够担任这个职位，理当与我的性别无关。我与男校长一样，有让人敬佩的行政能力，也有让人信服的才干和资历，因此，请勿在任何演讲词、文告、报导中强调我的性别。

我是司机，不是女司机。无论我驾驶的是“僧多粥少”的德士，或是体积庞大的巴士，又或是看似高科技的轻快铁，遵守交通规则、确保乘客安全、不失职，都是我分内的事。即便我驾驶的是个人拥有的交通工具，哪一天我的名字出现在交通意外新闻里，请你不必特意称呼我为“女司机”。

我是警察，不是女警察。我不是穿着制服的花瓶，不是使统计数字好看一点的无名个体，也不是你在国际妇女节猛然想起的采访对象。我小时候也曾幻想自己威风凛凛，可以除暴安良，可以为人民服务（即使如今这个行业有一点声名狼藉），就像那些男孩那般想。我的表现不该受到生理性别的钳制，我应当享有同样的升迁机会。

勿拿我的性别炒作话题

我是主播，不是女主播。我是歌手，不是女歌手。我是演员，不是女演员。我的才华不会因为不同性别的服装打扮（谁规定什么性别该有什么类型的服装打扮？）而有差异。我不该因为性别差异而得到或轻或重的待遇。最重要的是，请勿给我无限的性骚扰，请勿拿我的性别来给炒作的话题调味。

我是老板，不是老板娘。我独自创业没什么好惊叹，“老板”这个身份本来就不分性别。我不是别人的妻，不是某个男老板旁边的一抹模糊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也有一番事业要成就，我也有凌云的壮志要实现。如果我不幸“英年早逝”，你在报上为我刊登的挽词也可以是“天妒英才”、“壮志未酬”。

我是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女人。

人类仅一种性别两种外型

其实，以上种种，可以化约为爱莉丝.史瓦泽（Alice Schwarzer）《大性别》（Der Grosse Unterschied）的主旨：人只有一种性别。

爱莉丝.史瓦泽如此解释：“就像黑、白肤色不会使人变‘黑’、变‘白’一样，生理性别也不会使人成为‘女人’或‘男人’。是我们赋予性别的意义，创造出性别角色的。事实上，单是人类有两种性别的说法，就已牵涉到诠释问题。纯就身体结构而言，我们理当说：人类只有一种性别，但有两种外型。”

建构并深化性别工程繁浩

这个时候还谈基进女性主义，已经过时吗？看看我们周遭，爱莉丝.史瓦泽说：“瞧那些一再重新建构并深化‘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工程有多繁浩。没有什么主题像‘真正的’女人或男人享有这么广泛的宣传。人们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是女人还是男人。得有人告诉他们才行；就像得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思想解放的女人我们已不再是‘真正的’女人。”

这是爱莉丝.史瓦泽10年前的著作。然而，我们在这里，每一天从早晨睁开眼那一刻起，迎面扑来的，仍然是那些建构性别特质的繁浩工程。

北华全年活动

节日欢庆

·新春团拜

·新春团圆饭

·端午节

·中秋节

·冬至

家庭日

·每逢星期二（时间地点依据活动更改）

·活动包括午间茶座、读书会、文章及电影分享、实地考察、讲座、小组培训、聚餐联谊、运动、康乐及文化之旅

迎新会

·每年九月份 （依据新学期更改）

·让北大华裔生了解北大现有的华人组织，并从中找出自己喜爱的团体，充分发挥其所长

·促进学弟妹们之间的交流，增进彼此感情

北营

·每年二/三月份 （依据新学期更改）

·提供交流平台于北大华裔生，并通过课程及活动激发他们的思考能力，日后将其所学回馈于社会。

华教节

·每年十二月份

·其目的是纪念林连玉先生对华文教育的贡献

·让华裔弟子亲身目睹、经历及感受先贤捍卫及发展大马华文教育的精神

何以华语成为第一亲子语言？

文：张佳文

转载：当今大马

近来在吉隆坡以及怡保观察时下青少年会发现，华语已经成为现今小朋友沟通的主要语言，许多小朋友与朋友家人沟通都讲华语为主，方言逐渐在华人社群里退位萎缩，让这两个原本以客家话以及广东话为主的华人社群，在十数年的时间里转变成以讲华话为主。

其实从对过往的梳理，吉隆坡与怡保地区的年青家长，大约是从90年代开始，纷纷“集体”放弃方言，转而使用华语跟小孩沟通，逼得原本只会讲方言的阿嬷也要用华语与孙儿说话了。

也就是说，现今吉隆坡与怡保邻近地区小朋友大部份都是在讲华语的环境下长大，“讲华语”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地理所当然，90年代以后的华小校园已鲜少听到“讲方言，要罚钱”的条规，孰不知“严禁方言”是90年代以前华校最为认真执行的政策之一啊！

方言反成为小孩的火星话

因为以前的孩童是入学后才学习讲华语，所以在低年级阶段，学校通常透过强迫的方式禁止孩童在校园讲方言，鼓励大家多使用华语。世易时移，如今的小孩从小都在讲华语的环境中长大，反而不会讲方言，在上述这些地区的90后世代若还能在听到以福建话或潮州话作日常沟通语言的小朋友，那其实跟听到火星话的情况大概差不多了（不是没有，但真的很少）。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其实我们在这里发问，80年代以前这些地区家长的亲子语言都是以各自方言为主，为什么90年代后的亲子语言逐渐转换成华语？语言的使用当然是个人选择，但若在同一个时期大部份人都作出同样的选择（放弃方言，以华语教导孩子），这其实就是个值得发问的社会现象了。

为功利选华语为亲子语言

我认为，怡保与吉隆坡邻近华人社区的“华语化”并非像马六甲与柔佛那般，于80年代受沈慕羽以及新加坡政府主动推广的“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影响而以致方言的式微。

中马地区方言的退位，我反而认为其是以华人为主的城镇地区在90年代后因急速的社会发展而迅速都市化（Urbanization）下的一个结果。即是说，使用华语作为第一亲子语言是华人城镇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组织趋于工具理性考量下，促使年青家长们所形成的功利性选择。

具体来说，生活在都市环境的家长们为了让小孩更具有“竞争力”，从小就开始使用双语沟通（英语与华语），以让小孩衔接小学课程时能顺利起步，而学前教育延伸至四、五岁，也让华语地位更加确立无误。

新村小孩讲方言机率较大

吉隆坡与怡保都市邻近的华人新村年青家长们亲子语言的转换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若再进一步观察，是可以发现“日常用语华语化”比较频密发生在靠近都市的地区（也就是最先被都市化的地区），距离市中心越远的新村，小孩使用方言的机率就更大为提高。

其实从华人对待华语的态度，有许多面向是有值得探讨，例如在这种华语功利主义选择下，独中招生也倾向升学主义当道，所以如今的华教运动诉求已鲜少再看到文化理念（华人传统）或公民理念（学习母语是公民权利）的新论述，所以如今华校广受欢迎，到底是华人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或是语言只是个功利性考量？这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不杀光？

文 ： 许国伟
转载 ： 当今大马

“看见一百具尸体、五百具、一千具尸体躺成一堆，这意味着什么，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经历过这种事，却能够──除了少数暴露人性弱点的例外──面不改色，这才使我们变得强硬。”──辛姆勒，在1943年对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綷党卫军首领讲话。

辛姆勒说出了現实的殘酷与殘忍，除了少数人在面对血腥暴力时不会有正常情绪反应外（就是辛姆勒所谓的面不改色），多数人在大屠杀的场面，都会极度吓到，震惊，不知所措，甚至呕吐脚软，即使他们是行刑者。

这是Daniel Chirot 和Clark McCauley著作的《为什么不杀光》书中其中一章节提到的。

诉诸情绪责任感来驱使部下

作者就问到，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能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他们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礙？因为，据说辛姆勒第一次目睹屠杀犹太人的场面时，他就当场呕吐了。

“只要把杀人变成例行公事而使动手杀人者变得麻木，或者利用訓練，利用有效组织，就可克服这种反感；厉害的领导者会诉诸部下的情绪和责任感，使部下做出殘忍的行为。”

成吉思汉的蒙古鉄騎屠戮是历史上有名的，由于蒙古军会依据割下多少死人耳朵做为军功证明，这也是催使部下变成杀人机器的其中一种方法。

服从命令最后导致认识失调

另外，执行屠杀犹太人命令的纳綷军人，会在行动前喝大量酒壮胆，上级再对军人施以威迫利诱，杀过几回之后，杀人变成麻木了，再杀多人也不再是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上级下命令，由于必须要服从命令，即使射杀对象是平民而不是敌军，所有的罪惡感都由借由“我是服从命令”最后“认识失调”而合理化了。

作 者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不必认为參与大规模杀害平民百姓的人，是心理不正常的。认为不正常的人才会做这种事，甚至可能会误导。其实，只要环境对 了，把相当高比例的正常人变成集体谋杀犯，不是难事。因为，杀人可能引起的嫌惡感，为被杀者设身處地，对被杀者的亏欠感，都是可以克服的。”

军人接受命令成屠杀刽子手

从这一点來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利比亞狂人卡达菲能够为了捍卫本身的独裁政权，不惜下令军人向平民开火，而军人竟然服从指令。

事实上，早在２２年前，就是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同样的向平民學生开火，同样的血腥鎮压，当年不也有多少人失声哭喊：为什么人民子弟兵，竟然向人民开火？

一句话，因为上级有命，因此军人也就成了大屠杀的刽子手。

下令屠城并非只是狂人所为

不要以为只有不正常的领导人才会屠城，正常也越就冷静的领袖，为了政权宝座，依然视百姓为草介，长出头了就要割。

因此为了维护政权，而下令军人屠城，消灭反对者的领袖，不只是被美国形容为“狂人”的卡达菲，六四事件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只是，当年下令坦克车开进北京城，下令军人向平民學生开火的领袖，今天却继续为人们所颂扬，甚至有人还会说当年鎮压有理。

剩下的都变成馴服的羔羊了

馬 家辉在2004年写的《被软禁了十五年的人岂只有赵紫阳》一文里，就说：“六四之后，中国人的诸种要求高速集中到经済发展的大目标上，我们彷佛陪着赵紫阳 被精神软禁，那热情的渐变冷漠，那昂揚的顿变沉默，我们开始相信一切先別谈，一切等富起來再说，一切等达到了小康再说，于是，口号与要求此从变得低调务 实，在六四至今的十五年里，我们把经済视为唯一合法竞技平台，只愿在此之上沖刺奔馳，日思夜念跟国际接轨，对此以外的政治理想闭目不顾，有如捡一根枯枝在 沙地上划出一个非常工整的四方形，然后告诉自己，这便是天下。”

大屠杀不只是消灭对立的有形肉体，其实还包括在精神上消灭了人们的政治理想（手法更多）。而在精神上自我软禁的人们，多少也跟执行屠杀令的军人一样，会经历一阵罪惡感，不舒服感，但渐渐经过“认知失调”的心理调适后，也就合理化自己的想法了。

回到这问题，为什么不杀光？因为，剩下的都变成馴服的羔羊了，何必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