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当今大马
注：本文为刘镇东新著《华教运动，动或不动？——反思新纪元学院发展文集》的自序。特转载以飨读者。
这是最难下笔的一篇稿子，耽搁、迟疑了好久。告别，毕竟是伤怀的。告别的，不是记忆中的新纪元学院的人、事、物。告别的是，作为社会运动的华教运动。告别的是，作为理想大学的新纪元。
失去社会运动张力的华教，就只剩下曾庆豹1996年所说的上班打卡的官僚体系。失去理想性格的大学，和其他发文凭卖学位的学府就没有什么不同，新纪元学院也就可有可无。
学术自由受到严重钳制的国立大学，存在的目的是执行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操弄，私立学府则为了盈利，目的清楚不过。新纪元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吗？
大学的理想就这样陨落
我 理想中的新纪元，是汇聚拒绝被体制收编、抗拒私立学府的盈利逻辑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阵地（葛兰西语），也是通过文理学院式（liberal arts college）的人文教育滋润新一代的学术重镇。作为社会运动的华教运动，在尊重学术自由之余，可以从大学吸取新思考的养分，可以深化运动的知识基础， 可以和其他社会运动作连结。可惜的是，新纪元这些年的注意力都耗在大楼的建设、学生人数的多寡、政府认证的速 度、财政盈亏等与知识本身没有太多关联的琐事上。在主事者的思维当中，南洋大学是典范，误以为21世纪是1950年代，全国就只有一所南大。他们不知道原 来在收生时，新纪元学院要与世界各国的学府竞争最好的马来西亚学生。我们只是升学学生的大学星图中，其中一颗不太耀眼、渺小的星星。南大因有三院九系，新 纪元最初也开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系（中文、资讯工艺、商学），尔后则是越来越多的科系、学生、建筑，还有雪邦校地的辩论。大学的理想就这样陨落。
从此不再过问新纪元事
作为一名参与者，个中的遗憾与失落，难以言喻。从踏入新纪元学院的那一刻起，我以新纪元学院和华教运动的参与者自居。董事们捐款参与华教、行政人员和讲师领着工资参与学院的工作，新纪元的学生自掏腰包缴学费之余，拿出最美丽的年少岁月，以生命来参与新纪元学院的实验。
这 本小书是我们全力以赴参与的实验，最终失败的检讨报告。2003年，新纪元学院开课五年，在我们看来无望活出理想性格之后，邢诒旺、李益南和我架设《真纪 元》网上杂志，思索新纪元对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意义。于我而言，写完那一系列的文章，算是向自己在新纪元的日子的交代和告别，从此不再过问新纪元的事。
告别就是要超越新纪元
本 书几乎所有文章都是这个时期书写，部分曾在《东方日报》的专栏刊载。当中的文字，有着很深的“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决定结集成书是2008-2009年新 纪元学院风波期间，发现论述的“不长进”，深觉有必要再次呈现曾庆豹1996年和我们2003年的文字。2009年1月接任新纪元学院校友会会长，我希望 校友会可以领导关于新纪元、华教、乃至社会改革的舆论，《华教运动，动或不动？》的出版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关心华教运动前途的朋友共同探讨路在何方。巴 基斯坦籍旅美伊斯兰研究泰斗法如斯（Fazlur Rahman）（1919-1988）曾严厉批判有千年历史的埃及奥阿兹哈（alazhar）大学的教育制度，引起保守派激烈反击。法如斯和反对他的人都 很清楚，关于奥阿兹哈的讨论，其实就是关于伊斯兰本身的讨论，是关于伊斯兰的知识、意识和理念如何形成、诠释与阐述。无可避免的，关于新纪元学院理想陨落 的讨论，就是关于华教运动失去方向的讨论。
从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告别新纪元就是要超越新纪元、超越华教运动。新纪元、华教运动不应该是新纪元校友和我的终极关怀。我们对大学的关怀在于知识的发现与传播，我们对华教运动的关怀发自于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华教的遭遇，只是不义的其中一种表征。
曾有过刹那间理想和潜能
新 纪元学院曾经有过刹那间的理想性格和无限潜能，对于我追求知识、寻求社会正义，有着深远的影响。黄琦旺师与同学茶叙时提问的种种，激起思维的千层浪。在她 的引领下，阅读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和林开忠的硕士论文，即后来由华研出版的《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从林开忠的论文认识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布》一书。安德森的各著作是我在澳洲国立大学第一年的阅读重点。詹 缘端师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灵活解说，有别于马来西亚部分华裔知识界（如一些在董教总、独中、报界、“马华文学界”的朋友）依循五四—鲁迅—左翼传统，认为儒 家一无是处的姿态。他对《论语》和孔子的世界的理解、对于礼的看法，多少还影响我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当谈到影响他的国学大师们穷一生追求学问“继往圣之绝 学”/“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格特质、书院式讲学与对话，成了我当时对学者典范的期待。也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图书馆语重心长要我趁年轻时多读书和“沉潜”。
失落源自于过高的期待
为 了抗衡学生事务处主任张永庆把新纪元当中学辅导课来办的狭隘想法，董总职员钟伟前和邱金明成了学生会和我的军师。我提出校园共治的说法，即校园是行政、学 术、学生、校友、社区共同组成，行政只是其中一环，原初是伟前的想法。张永庆定了个“学生自治会”的名字，伟前和金明替我们出点子，举办学生公投把“自 治”两个字删除。
持 平而言，学生会公开批评校方而不受纪律对付，就比国立大学的政治环境要好无数倍。学生的社会醒觉，又比私立学院的学生高出许多。例如，安华被革职最初的几 天，我们就出席在他私邸举行的集会，校方除了李万千担心安华的政治立场摇摆、张永庆劝我们不要“走得太前”的保守论调以外，其他师长就算没有参与，都是以 鼓励为主调，也是新纪元特别之处。追根究底，我们那年深刻的失落，源自于过高的期待。没有人会以我们对新纪元的标准来要求南方学院或者韩江学院。新纪元以大学自许，其他两所民办学府是从办中学延续而来。
理想遗失在表现指标之间
1998 年第一届的148名学生当中，2008年大选有三人中选议员，多人先后担任过政治助理、市议员、社会工作者，也有近二十人在独中教学，或在华教组织、社团 工作，走着与同辈一般在私人界求职不一样的路。（要特别声明，从政或中选没有什么特别。但在308前的一党制国家，在被视为没有机会接近权力与资源的反对 党旗帜下参选或者工作，还是需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关怀和勇气。）无心插柳也有如此出众的结果，如果新纪元于1998年9月听取学生会的《学术备忘录》意见， 走小众路线不拼学生人数、专注栽培人文关怀，十余年来也许培养了一代可以为马来西亚开启新局的领航人。
《学术备忘录》对新纪元的方向的论述，是凭着直觉、有限的理论基础和互联网下载的资料完成。例如，我们对哈佛、耶鲁、剑桥或者牛津的理解，毕竟是片面的。
不 过，我大概是异常幸运，又或者不幸的。幸的是，2001年我到澳洲最重要的研究型学府澳洲国立大学修读政治和亚洲研究，曾呆坐在民兹（Menzies）亚 洲图书馆一列又一列收藏关于马来西亚书籍的书架前感动不已；遇上好几位穷其一生研究马来西亚、印尼和东南亚的恩师和好友，从他们的身上感染到知识的浩瀚和 个人的渺小、学术的恒久与生命的短暂。
不幸的是，兜了一圈，2010年7月回到堪培拉的母校演讲，与师长和朋友 的攀谈，看到澳洲国立大学在前总理兼校友陆克文的大手笔拨款之下，盖了很多新的大楼，却在这个超英赶美混乱急躁的建设过程中，失去了好些大师。大学在一堆 的关键表现指数（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数字游戏当中，大伙儿都选符合指数指标、比较容易的事情来忙碌一番。大家都很忙，可是真正需要耐得住大寂寞做学问的事情，大概就没有人记得了。冰 冷的冬夜里，走在母校的路上，本书多次引述、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断在耳边响起。也许，我可以释怀，可以与新纪 元坦然告别。就连澳洲国立大学的校方，也可能忘了大师才是一所学府的根本，我们大概不必对新纪元苛求。
华教竟被批中“动不起来”
离 开新纪元已十年，尽管只在学院两年，但那燃烧的生命、急切的思辨和频密的活动，成了我日后思考的参照点。2005年从澳洲返国以来，经历了政治上的巨变， 但我的岗位、我热爱的工作，不外乎经营媒体和领导政策智库两种。1998-1999年的新纪元，虽说是无心插柳，我还是心存感恩。
一 路走来，一同追求理想的朋友很多，恕我无法一一鸣谢。学生会第二任会长杨家维是新纪元时期思辨最亲近的伙伴，也感谢他和夫人钟怡玲在旅澳时期给我的关照。 欧阳捍华、李映霞、王声宾等，是创设新纪元学生会的忠诚战友。邢诒旺、洪锦全、叶栋梁、李满凌等，是学生政治“公务”以外最接近的朋友。也要感谢学生会第 三任会长黄渼沄，愿意担任校友会副会长，分担领导校友会的职责。校友会理事们陈秀梅、郑嘉顺、叶美霞、张詠麟、张智元、李仕强等人，包容经常分身乏术的我 时而没有兼顾校友会事务的情况。和已逝的首任院长洪天赐约好要见面却没有赶上，怀念老顽童的他。这篇序没有张溦紟的“督促”，大概还是遥遥无期；本书得以 出版，我要感谢她和校友会执行长刘国伟的编辑和王彪民的排版与设计。
潘 永强兄和曾庆豹兄的序文，让本书增色不少。曾庆豹十四年前写〈华教运动，动或不动？〉，本书的文章大多在七年前完成，理念的接力没有终点。曾庆豹当年写的 许多文章、他和丘光耀分别举办的开放大学课程、雪华青自陈友信当团长25年以来举办的无数政治讲座和课程等，在学术风气相对贫瘠的国度里，给年少的我扎下 还算不错的知识基础。本书以曾庆豹的篇名命名，既说明华教运动并没有如他所愿般动起来，反而是应验了他的推测——动不起来。然而，本书也是我向庆豹兄和其他曾经努力为这片国土带来思维上的冲击的朋友们致敬。愿后来者可以在这些基础上，继续对新纪元、华教运动和马来西亚作思考。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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